“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的几点认识
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
摘要：“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
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标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地位，彰显了这一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蕴含独特的中国精神气质，科学回答了时代之问。
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必然性、
突出的现实针对性
和重大的理论创新性。
深刻认识这一重大论断，有利于深化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
并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文化；中国精神；时代精华
党的二十大审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两个方面标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地位，指出这一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重大论断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首次提出的，下面从这一重大论断的科学内涵、提出的时代背景和重要意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
一、“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的科学内涵
作为“中华文化”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高度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精神纽带、是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自信的文化根源、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立足点等重要观点，而且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积极推动其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赓续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例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汲取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全面深化改革体现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变革思想；加强党性修养传承了“正心诚意”的修身方法；培养选拔干部镜鉴了“为政以德”的德治传统；开展对外交往发展了“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等等。从广义上说，“中华文化”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狭义上说，“中华文化”特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中的“中华文化”是在广义上使用的，这有利于凸显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更加坚定文化自信。
作为“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蕴涵独特的中国精神气质。中华文化孕育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彰显中华文化。把“中国精神”从“中华文化”中独立出来，无疑有利于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气质。根据新的实践和时代的需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民族精神概括为伟大创造、伟大奋斗、伟大团结、伟大梦想的精神，极大地坚定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激发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赓续了历久弥新的中华血脉。这不仅体现在对中国精神的直接阐释上，更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长久以来升华为独立自主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象传》）是这种精神的突出体现。这种独立自主精神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变得更加彻底，独立自主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决议》把“坚持独立自主”概括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并且提出：“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1]“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中的“中国精神”不仅包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还包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这也体现出“中国精神”的历久弥新。
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立足于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胸怀天下，积极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中国传统天下观历来推崇以德服人，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老子认为大国在对外交往中应该取“谦下”的态度，“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五十四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占据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又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天下观底蕴，这是中国为解决当今世界难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如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重大论断体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高度统一一样，“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赓续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脉和历久弥新的中华血脉，又科学回答了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同样体现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高度统一。当然，两个重大论断又各有侧重、互相补充，前一个重大论断更加强调时代性，后一个论断更加强调民族性，且都体现出创新性，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鲜明特点。
二、“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提出的时代背景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的提出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需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必然性、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理论创新性，深刻认识这一重大论断，需要对这一论断提出的时代背景进行深入分析。
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支撑和表征，这是新时代重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时代背景，也是提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的重要时代背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2]“两个结合”重大命题最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但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强调了“两个结合”重大命题，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结合起来，并对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进行了具体的阐释。实际上，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命题时就已经包括“两个结合”之意。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在原有的“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表述中，“中国具体实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单列出来，从“一个结合”变成“两个结合”的新叙事，显然更能突出“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毛泽东曾指出：“‘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4]“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基础，“第二个结合”又可以通过以文化人的作用推动“第一个结合”，只有做好“两个结合”，才能使马克思主义从“外在”变成“内在”，从“化中国”变成“中国化”。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殷墟遗址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做中国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5]
2. 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迫切需要
中华文化独立起源、博采众长，其发展水平长期高于周边国家和地区，逐渐形成了很强的主体性意识。但是近代以来，这种主体性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日渐迷失，从此以后，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成为中国文化建设带有整体性和根本性的任务。随着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步伐的加快，这一任务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但由于对中华文化的主体认识不同，关于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了两条既相互对立又紧密联系的路径。一条路径认为中华文化的主体只能是中国固有文化，唯有通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现代化诠释而重建，这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主张。文化保守主义者从狭隘的中华文化道统特别是儒家道统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成功实现了中国化的事实予以根本否认，认为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文化阻碍或者截断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之路。他们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华文化”而是“异族文化”，并据此指责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导致中华文化史上长时期的“文化歧出”，提出儒家文化要重新回到历史上的主体地位。另一条路径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华文化新主体，可以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近代以来，具有很强主体性的中华传统文化由于没有及时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在与西方文化碰撞的过程中全面败下阵来，在向西方文化学习的过程中，中华民族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但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批判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而融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是“异族文化”而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所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阻碍或截断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建之路，相反，在“两个结合”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才是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根本路径。由此可见，“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适应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需要，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华文化的新主体，回应了关于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切，批判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狭隘道统论，深化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
3. 引导国际社会从文明多样性认识中国特色
当前，我国在意识形态上仍然面临“西强我弱”、“资强社弱”的被动局面，反“全盘西化”仍然是意识形态建设最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一些西方国家在中国推行“全盘西化”的一个重要策略是“以意识形态划线”，把中西方之间本属于文明多样性的问题转化为意识形态对立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交往中经常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中国特色，其重要目的正是为了破解这一意识形态陷阱，把中西方之间意识形态问题转化或还原为文明多样性问题，说明中西方之间的发展道路不一样的重要原因是文明不同，而文明既是多样的，又是平等的和包容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6]而“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正是从中华文明“讲清楚”这一思想，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重大论断相比，可以说是意识形态话语的文化表达，因此，在国际社会宣传这一重大论断，有利于引导从文明多样性的角度深刻认识中国特色，不仅更加容易被接受，甚至能够化被动为主动，这也是这一重大论断提出的重要国际背景。
三、“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提出的重要价值
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仅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方面标明其重要地位，“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文明发展史角度标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地位，深化了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既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也坚定了“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并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
1. 明确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新主体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刚在中国思想界传播时可以视为一种外来文化，但在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实现了中国化之后，就不能再视为外来文化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从中华文明发展史角度明确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新主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高度的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也坚定了“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肯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7]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8]既“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9]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全党的指导思想，又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指导思想，更应该从中华文明发展史角度标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
实际上，“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不仅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纳入中华文化的谱系，也蕴含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文化谱系中不仅居于主体地位，并且起着指导作用，而指导作用也是主体地位的体现和保证。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历史上的佛教中国化有根本的不同。中国化的佛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始终处于辅助地位，也并不能起指导作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化是对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反映，因为儒家和佛教从时代性说是同时代的文化，即使在佛教最为兴盛的唐朝，儒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并没有因为印度佛教的传入而发生根本变化，即作为国家主体和指导的意识形态还是儒家而不是佛教。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作为指导中国社会变革的思想引入的，不仅在理论上不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更在实践上彻底改变了中华传统文化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因此，在当代中国，虽然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华文化谱系中仍然具有重要地位并起着重要作用，但居于主体地位并起着指导作用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2. 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
与重视文化主体性紧密相连，中华民族十分重视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甚至认为道统高于政统，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都常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并把自己的部族文化融入中华文化的大家庭之中，从而通过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说明政治合法性。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以来，始终有文化保守主义者指责马克思主义这种“异族文化”的传入阻碍或截断了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道统，其重要目的也正在于通过解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来解构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例如，有文化保守主义者就认为：“当今中国政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实现中国政治的‘复古更化’，纠正中国近百年来治国理念的歧出，重新回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即‘周孔之教’中来确立中国政治秩序与政治权力的历史文化合法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人在政治上感到不是‘以夷变夏’。”[10]“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一重大论断有力批驳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狭隘道统论，明确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的新主体，也就随之肯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这对于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文化上必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否则就会失去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治合法性。但在文化上又必然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否则就会失去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而且这种历史文化合法性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而日益重要。因此，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要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文化身份和两种文化使命。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国记者斯坦因曾直言不讳地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至上”还是“共产党至上”这一尖锐问题，因为当时重庆一些反共势力把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对立起来，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至上”而非“中国至上”。毛泽东非常智慧和深刻地把这一问题转化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辩证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问题，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历来是爱国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但也承认“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不仅不能忽视中国文化遗产，而是要“把这些遗产变成自己的东西”。[11]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已经70多年，说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拔掉文化保守主义的“立论根基”不仅日益必要而且日益可能，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掌握历史主动的需要。因此，有学者指出：“我们更自觉地站在传承中华文明的角度，运用中国传统文化来加强我们执政的合法性。”[12]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也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根源上有两个老祖宗且都不能丢的认识。毛泽东早在延安整风时就批评一些党员不学习“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甚至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13]据此而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两个老祖宗，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外国的祖宗”，是他们创立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华传统文化“自己的祖宗”。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常常强调“外国的祖宗”不能丢，丢了就会亡党亡国，而对于“自己的祖宗”，则正如毛泽东所说，常常“对不住”，“忘记了”。但如果丢掉“自己的祖宗”，就会因为成为中华民族的不肖子孙而失去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而且“外国的祖宗”也会因为失去扎根中国的文化沃土而无法立足，所以同样会亡党亡国。当然，老祖宗不能丢，还要讲新话，正如毛泽东所说：“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14]
3. 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
“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必然结果，也突出并必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两个结合”的表述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式上已经“相提并论”，但前者是主体，后者是客体，两者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是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个基本原理。这突出体现为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围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深入挖掘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的征服者（武力上征服）被征服（文化上征服）的故事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也具有强大的同化力，既具有民主性的精华，也包括封建性的糟粕，而且精华与糟粕常常混在一起，如果在“第二个结合”中放弃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容易被中华传统文化所同化，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也不能被汲取。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释如何实现“第二个结合”时明确指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15]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现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前提，而且本身也包含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意。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不同时代“第二个结合”的具体内容都不一样。当前尤其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的独特话语、形成的丰富思想、积累的历史经验和孕育的民族精神，从而不断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话语形式、思想资源、经验启示和精神动力。这既说明了为什么要推进“第二个结合”，也说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点是什么以及如何结合。当然，上述几个方面的区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常常在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形式时，也实现了在思想上的结合，当然这些思想也蕴含着历史经验和民族精神。而且，上述四条路径也是依次递进的四个层面，即最深层次的结合是民族精神层面的结合。“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把“中国精神”从“中华文化”中独立出来，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精神的弘扬，也进一步提醒我们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挖掘民族精神。也只有这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能说是“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马克思主义也才能融入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之中而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的重大论断从中华文明发展史的角度标明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地位，明确了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华文化的新主体，而且在中华文化谱系中居于指导地位，从而回应了现当代新儒学关于重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关切，批评了文化保守主义的错误观点，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文化合法性。同时，也进一步揭示了这一重大论断的提出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现实的需求，具有深厚的历史必然性、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重大的理论创新性。深刻认识这一重大论断，有利于深化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坚定“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并将在理论和实践上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两个结合”。
[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67.[2][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3][7]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709.[4][1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1，797.[5]习近平在陕西延安和河南安阳考察时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而不懈奋斗[N].人民日报，2022-10-29.[6]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N].人民日报，2013-08-21.[8][9]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18，420.[10]蒋庆.广论政治儒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378.[11]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1.[12]陈来.执政党政治文化的再中国化是儒学复兴的重要因素[N].北京日报，2011-07-25.[14]毛泽东文集，第 8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09.
原标题：深刻认识“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重大论断
作者单位：陈方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3
文章来源：《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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